董强：法语让我找到了自己

一提起北京大学法语系董强教授，就会想起旧时的文艺电影，迷雾氤氲的芬芳往事里，仿佛看到一袭唐装的他，在塞纳河畔漫步的背影。

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标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著名翻译家，中法文化比较研究专家，中法文化的“摆渡人”。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法兰西教育骑士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法语国家联盟金奖获得者，中法建交50年50人。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亚洲弟子……

阴差阳错，一见倾余生

36年前，机缘巧合，董强进入北京大学法语专业，从此与法语和法国，结下了毕生情缘。

“实际上，我的出身、家里人跟法国没有任何关系，走上研究法国文化的道路也是机缘使然。”1983年，董强以浙江省第四名、杭州外语类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那一年，法语所属的“小语种”需要招更多的学生，董强被分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从此开始了与法语的一生之缘。

彼时，人们对于小语种还知之甚少，董强也不例外。但他认准一件事，就会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论书法，我那时比他好，但他老是说我要超过你。他每天拿一本字帖，趴在桌上练习。我们要高考了，学业很紧张，他还每天练，而且像模像样很认真，一直坚持到北大，还在练。1984年，他得了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二等奖，写了一个条幅给我，说：‘你看看，我终于超过你了。’”董强的高中同学马涌今时提起这段往事，仍然佩服不已。

正是凭着这股子狠劲，零基础学法语的董强渐入佳境，对法语乃至法国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展现出了他过人的语言天赋和才华。“我一学法语，外教就傻了，一听我这发音，说你肯定学过，怎么发音这么标准。我说我跟着你发音的嘛。”董强乐了。

大学毕业时全国统考，董强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开设的中法预备班。那时公费出国名额很少，全国只有5个奖学金名额，董强是五分之一。一年的预备班结束后再考，他还是第一。

“我们那个预备班是强化训练，被称作法语界的黄埔军校。从法国请来最厉害的学者，一个教授来三个月，给我们上课。从早到晚每天8小时强化，我中午到食堂，连馒头都没了。中法预备班办了五届，送到法国25个人，都成了法语界的台柱子。”董强回忆。

到了法国，每个跟他接触的法国人都奇怪，这个中国人怎么一点口音都没有，比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侨还要标准。“法国人一开始不相信，听说有个中国人法语好，都慕名而来，然后闭上眼睛，说就像在和法国人说话。”

“我与法语就好比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且感情越来越好。”董强打了个比方。

背井离乡，他乡遇大咖

1988年，董强离开祖国赴法留学，开始了他的法兰西“文化之旅”。旅法期间，董强就像一块海绵，孜孜不倦地汲取。他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环境，将法国人中学时期所学的文科知识补习了一遍，并且乐在其中。如今回想起来，他仍是神采飞扬、幸福难抑：“法国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使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在法国看到了人文的力量，感悟到了它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在这点上我很感谢法国，因为在一个人最容易迷失和摇摆的时候，我在那里遇到了能为我指引方向的人。”

在法留学初期，对董强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经济的压力。“我当时银行卡因为透支，被取款机吞掉了，连吃晚饭的钱也没了，不得已向好朋友借钱，度过一个周末。”回忆起当时的日子，董强颇为感慨。

最穷的时候，他中学时练就的一手好字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到卢浮宫门口，现场写李白的“花间一壶酒”、李商隐的《锦瑟》的书法，卖500法郎一张，还给法国人取中国名字。这个定价是经过调研的。董强打听了当时国内最好的书法家启功的市价，1000元一幅字。他换算了一下，就是600法郎，“我不能比启功更高啊，所以就卖500法郎”。

窘迫的生活使不少学文学的同学转行，但董强却不愿放弃，虽然已经没有了奖学金，但他还想继续把博士读完。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董强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米兰·昆德拉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招博士研究生，但要求极严，且十分秘密，在社科学院招生简章上也只是一笔带过。

在最渺茫、最无助，甚至是否继续搞文学的大问题还无法解决的关头，正如精神上失去了寄托的人会把一位真正的精神大师看作是指点迷津的唯一人选一样，聆听大师成了唯一的希望与出路。于是董强向当时两位大师同时发出了申请信，希望成为他们的学生。一位是社会学泰斗彼埃尔·布尔迪厄，另一位就是米兰·昆德拉。

很幸运地，他成了米兰·昆德拉这位文学巨匠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亚洲学生。初次上课介绍董强，昆德拉便不吝溢美之词，说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来自遥远的中国，却一口纯正的法国腔，对法国和法国文学的了解也远超在座的同学。“遇到昆德拉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际遇，昆德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伴随我了对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探索和挖掘。我和他最好的师生合作，就是我把他的《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中文。这正好是我读书的时候，昆德拉和我们共同探讨的东西，他听的音乐我们都听过，最后他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说了，这本书必须董强来翻译，否则版权我就不签了。他甚至说了，只有董强懂我的《小说的艺术》。”董强回忆。

在法国12年，董强不只是读个博士，而是全面融入法国社会。他在法国电视台讲中国的书法线条是怎么美，还给法国人讲《文心雕龙》，用法语写诗集，开个人摄影展。他几乎认识法国所有的重要作家与学者。他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是至交，两人常常在巴黎街边的咖啡馆里谈上一整天;而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则这样对董强说：“为了国家大剧院，我来中国十多年了，我经历过很多场合，很多翻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唯一与你在一起，我感到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没有隔阂，不会被曲解。”

故土难离，愿做摆渡人

旅法12年后，已经将事业进行的风生水起的董强，却在人们诧异的眼光中回到了中国。

“其实我回国与米兰·昆德拉也有关系。简单地说，他来自一个在文化上处于欧洲中心却因为一度没落而归属于法兰西边缘的国家，所以，他回不去，也不想回去。而我来自一个独立于欧洲文化，可以与之相抗衡，又在现代时期与之产生巨大关联的文化体系和国家：中国。我必须回。我需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才可以成为这两种文化的传播者。”董强告诉记者。

更重要的是，十多年的异国生活，中国的发展变化已经在他理解之外。“不能通过外国人的眼光了解中国，不能成为假洋鬼子”，这样的信念让他毅然背上行囊，踏上归国之路，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法语系任教。

在两种文化的不断熏染之下，董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要做一个现代的使者，一个“摆渡人”，在他深爱的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尤其要找到一种存异求同、能够付诸理性和感性的语言，让文化艺术一些内涵的东西，可以为他国人所接受，所了解，所热爱。这座桥梁的起点，就是翻译。董强说，“向法国人介绍中国，译著是对话的基础，摆事实讲道理，翻译作品就是事实。”因此，从留学之始到回国任教，董强对翻译的执着从未动摇。留学期间，他就协助一位法国友人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同时积极向一些大的出版社，如瑟伊出版社推荐中国作家和作品，巴金、沈从文、王蒙、贾平凹、王安忆、莫言、苏童、迟子建等作家的作品得以与法国读者见面;将中国文化经典《论语》《李白诗选》等翻译成法文;与人合作童话《万夜之梦》，教法国孩子与中国字;主持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以奖励译自法文的优秀中国译作。在他看来，中法文化的相互吸引、相互传播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强度，“不仅要把别人‘好’的接进来，也要把我们‘好’的送出去，要为这一接一送做好准备”。

自董强回国以来，每逢法国政要来访，他都会被点名陪同接待，为他们讲解故宫、长城，讲解中国历史文化，几成惯例。迄今为止，他已接待过六任法国总统。而在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法方也特意邀请他参加总统府国宴。“这并不是说我和政要之间私交多密，而是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文化的桥梁和使者，与法国缔结的渊源。”2013年，董强获得法兰西学士院大奖“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他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5年获得“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6年，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成为200余年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首位华人终身通讯院士，这再一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努力的价值所在。

董强坦言，与法语的邂逅，让他真正找到了自己，是法语这个学科挖掘了他，让他身上一些美好的、本能的东西，焕发出来了。他相信，法语将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需要与世界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也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并在世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年轻人一定要学一门外语，包括英语之外的一门外语。在他看来，语言是承载美、历史和迈向未知世界的钥匙。学外语的人如果能够成为翻译家，也是非常美好的职业生涯，会产生很强的成就感。

(此文系根据北京大学校报、留学生、深圳商报等报刊资料整理，在此一并向相关作者致谢)